说起和珅，大多数人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"贪"。
这个人一生敛财无数，死后被查抄的家产折算下来，相当于清朝将近十五年的财政收入，堪称中国历史上“头号贪官”。
可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偏偏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，至今我们都是受益者。
一个贪官，读书不含糊
很多人提起和珅，只记住了他那一肚子的贪欲，却忘了他其实是个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。
和珅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满洲贵族家庭，父亲早逝，家道并不宽裕，年幼的他靠着祖上留下的荫庇资格进入咸安宫官学读书。
这个地方专门培养旗人子弟，课业不轻，竞争也不小。
和珅在这里读了将近十年，汉语、满语、蒙古语、藏语都练出了真本事，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，诗文写作也有一手。
1769年前后，和珅进入朝廷任职，从三等侍卫做起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
他爬得快，靠的不只是会钻营，更是因为他脑子活、反应快，在皇帝面前应对得体，从来不出岔子。
乾隆皇帝这个人，本身就是个文化迷，一生写了将近四万首诗，对文学、书法、历史都颇有研究，身边最受宠的人，自然得能和他聊得起来。
和珅摸准了这一点，陪伴左右时，总能把话题引到乾隆感兴趣的地方，两个人谈诗论典，颇有默契。
和珅在自己的府里，长期养着一批文人清客。他喜欢在饭局上和这些人谈论诗词典故，不是走过场，是真的喜欢。
府里书房摆满了各类典籍，他得闲时会一个人坐进去翻阅，这是他生活里少有的踏实时刻。
权力爬到一定高度，人的内心反而容易空。和珅自己心里清楚，他走的路子不干净，朝堂上积怨深，背地里骂他的声音从来没断过。
文学对他来说，是一个让自己喘口气的地方，也是他在"大贪官"这个标签以外，努力维持的另一副面孔。
在一批批文人清客的往来交流里，和珅的眼界并不窄，他见过各类书稿，听过各路文人的品评，这为他后来介入《红楼梦》这件事，打下了基础。
一部奇书，差点就消失
《红楼梦》今天被放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位置，可它能走到今天，过程是相当险。
曹雪芹把大半辈子的时间和心血都押在了这部书上。
书里写的是一个贵族大家庭从鼎盛走向衰败的故事，人物众多，细节繁密，贾、史、王、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起伏，穿插着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薛宝钗等人的命运纠葛。
书写得好，是公认的，但问题也正出在"写得太好、太真实"上。
书里对贵族阶层内部腐烂的揭示，对封建礼教压迫人的描写，以及某些隐晦的政治意象，在清朝那个文字狱盛行的时代，全都是敏感地带。
乾隆年间，因为文章里一个词用得不对就获罪的事情多了去了，何况这部书写得如此入木三分。
曹雪芹晚年住在北京西郊，日子过得极为拮据，靠着朋友的接济维持生计。
书稿无力刊印，只能以手抄本的方式在小圈子里流传。读过的人都说好，可说好归说好，没有人有能力、也没有人敢站出来正式推动出版。
更致命的是，曹雪芹在书稿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去世了，大约在1763年前后。
他留下的，只有前八十回，后面的内容残缺不整，散落在各处，没有人统一整理。书稿就这样在民间悄悄流传，随时可能因为某次文字狱的风波而彻底消失。
那个年代，一部书要想从手抄本变成正式刊本，不是靠文学价值说话，靠的是有没有人在皇帝面前开这个口，而且还得是皇帝真正信任、说得上话的人开口才行。
这个人，要有胆，要有分量，要懂得怎么把话说到皇帝心里去。当时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人，屈指可数，而和珅，恰好是其中之一。
和珅出手，替书开道
大约在1770年代中期，《红楼梦》的手抄本开始在北京上层文人圈子里扩散流传。和珅通过府里的文人清客，拿到了这部书的抄本。
他把书带回书房，认认真真读了一遍。
书里那些东西，贵族圈子里的人情冷暖，权力场上的算计与落败，繁华散尽之后的苍凉，和他在官场里亲眼目睹的种种，有着说不清楚的相似之处。
他读进去了，也读出了这部书的分量——这不是一般的消遣读物，是一部能留得下来的东西。
和珅决定出手。他先在自己的文人圈子里组织了几次专门的讨论，把那些有学识的人召集在一起，让大家评议这部书的价值所在，收集各方意见，整理成书面陈述。
这个准备工作花了不少时间，因为拿去见皇帝的东西，理由必须站得住脚，每一处可能触怒龙颜的隐患，都要提前想好应对的说法。
在朝堂上为一部书说话，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掂量的事。
和珅选了一个时机，在乾隆心情舒畅的场合，把这部书的情况如实陈述了一遍，附上了文人们整理的评述文字，请皇帝考虑允许此书解禁刊印。
他陈述的重点放在书中对封建伦理秩序的描写，以及这部书对世道人心可能产生的教化意义，把那些容易被扣帽子的地方，提前用另一套说辞包裹起来。
乾隆起初的态度不冷不热，这在意料之中。
他对文字管控的敏感，几乎是本能的。和珅没有一次就打住，前后陈述了不止一回，每次换一个切入角度，不断强调这部书的文学价值和积极意义。
乾隆最终松了口，下令允许《红楼梦》解禁，准予正式刊印。
书一出来，反响立刻就来了。
文人争相传阅，书坊里的刻本一印再印，这部在手抄本时代就已经有口皆碑的作品，终于以正式刊本的面貌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。
此后，高鹗等人在各方支持下，对后四十回进行了整理和续写，形成了今天通行的一百二十回完整版本。
如果没有这次解禁，这部书以后会是什么命运，没有人说得准。
功过两本账，分开才算清
嘉庆四年，1799年，乾隆驾崩，嘉庆皇帝当天就对和珅下手了。二十条大罪列得清清楚楚，赐他自尽，查抄家产。
清点出来的财富，据当时的记录，折合白银超过八亿两，这个数字放在今天，依然让人瞠目结舌。
和珅在贪腐这件事上，没有任何可以洗白的余地。他利用权力大肆搜刮，压榨官员，鱼肉百姓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，历史记录摆在那里。
可偏偏就是他，在《红楼梦》这件事上，做了一件对后人有益的事。
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很难用非黑即白的框架去处理。
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不少见——私德有亏，甚至作恶多端，却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上，做出了超出自身局限的选择。这种选择，不管当初的动机是什么，结果是真实的，影响也是真实的。
《红楼梦》今天是中国古典文学公认的顶峰之作，围绕它发展出来的学问被称为"红学"，专门从事研究的学者群体庞大，相关的出版物、影视改编、学术论文几百年来绵延不断。
全世界范围内，这部书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，读过它的人，跨越了国界和时代。
每一个读过《红楼梦》的人，在某种意义上，都是那一次解禁的受益者。这个受益的链条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和珅在文化史上留下的这一笔，不会因为他的贪腐被抹去，也不应该因为这一笔就被拔高。
历史评价一个人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混在一起算，谁都算不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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